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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散文

沈尹默民国时期的两次书展

  对于沈尹默先生的书法,评价众说纷纭,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两点谁也无法否定,一是沈尹默举起了书法帖学的旗帜,开一代风气,二是他致力于书法的普及教育,让书法从私相传授变成了社会公益。沈尹默无疑是20世纪中国不可或缺的书法大家。

  人们说起沈尹默,自然会想到陈独秀的当头棒喝,令其埋头临写碑帖,书风大变;会想到他在北大的种种往事,建言蔡元培设立教授评议会,引荐陈独秀任职文科学长,参与《新青年》编委工作,撰写新诗引领风尚……而对其上世纪30、40年代的两次书法展往往语焉不详,甚至连沈尹默自己的回忆也只是片言只语,而这两次书法展对于沈尹默的书法艺术风格的形成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为此,笔者追根究底,查阅了当时的上海《申报》,努力还原这两次书法展的本来面目,追寻沈尹默书法艺术的心路历程。

  1932年底,因无力阻止当局开除进步学生,沈尹默愤然辞去北平大学校长。随后,他来到上海,卜居上海环龙路(今南昌路),担任中法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主任,兼孔德图书馆馆长。

  关于沈尹默在上海的艺术生涯,他在《学书丛话》一文中回忆:“回到上海的那一年,眼病大发,整整一年多,不能看书写字。第二年眼力开始恢复,便忍不住要写字,不到几个月就写了二三百幅,选出了一百幅,开了一次展览会,悬挂起来一看,毛病实在太多了。”人们从这一段回忆推断,沈尹默1932年回到上海,1933年举办了书法展。马宝杰整理的《沈尹默年表》和沈长庆著《沈尹默家族往事》,都把沈尹默的上世纪30年代的书法展界定在1933年,并且为个人书法展。

  一次书法展时常是书家阶段性艺术成就的总结。沈尹默的这次书展既是对以往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具有开创性的艺术标志。沈长庆说,书展“对于沈尹默来说是个标志:从此,他脱离了书法艺术探索道路上的个人色彩,他已不自觉地成为当时书坛上一个流派的灵魂人物”。这个流派,就是和提倡碑学相对应的“二王”帖学流派,以沈尹默、马公愚、潘伯鹰、邓散木、白蕉等为代表,而沈尹默正是核心人物。

  虽说沈尹默的这次书展非常重要,但关于书展的信息少之又少,基本只是因袭沈尹默简单的回忆。我不甘人云亦云,于是托友人找来当时《申报》的电子版,开始了漫漫的查阅历程。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得偿所愿,手头有了第一手资料。

  翻遍了1933年的《申报》,没有见到沈尹默书展的踪影。而在1934年的《申报》觅得两则沈尹默书展的信息,一篇是新闻报道,一篇是书展观后感。1934年6月1日,《申报》新闻版以《竹溪二沈书画展览讯》为题报道“沈尹默书、沈迈士画”的展览。

  这则报道告诉我们沈尹默的书法展其实是和同宗沈迈士的书画联展,不是个人书法展,时间为1934年6月1日至3日,地点在湖社。这里所说的湖社,有别于北京的湖社画会,是客居上海的湖州籍人士的同乡团体。二沈的展览会就在湖社的所在地举办。展览会以竹溪命名,是二沈的故乡吴兴竹墩有一条叫竹溪的小河,沈氏的族谱就被称为《竹溪沈氏家乘》,二沈在上海自组的艺术团体也叫竹溪书画社。可见,对故乡,沈尹默念念不忘。

  年轻的诗人穆木天看了展览,在当年6月5-6日《申报·自由谈》上写了《从竹溪书画展览会归来》一文。他说,“竹溪书画展览会”中,有沈尹默先生的字和沈迈士先生的画,共三百余种,但他注意的焦点几乎都集中到了沈尹默的墨迹上了。他从前见识过沈尹默的书法,但这一次让他的内心“起了相当的反应”,感到沈的书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有了文化的厚度,“好像是在字里边,融合了各种古典的遗产,已往的那些机械的处所,不切实的处所,完全没有了”。他多年临写北碑,融碑于帖,古意盎然,平和自然。沈尹默的书法已经走向成熟,逐步形成自身的风格,

  综上,沈尹默的书法展是与沈迈士的书画联展,时间年1934年6月。这与沈尹默自己的回忆也是契合的,他1932年底到上海,一年多的时间因为眼病无法进行写字,眼病好转后才开始书法创作,作品还要装裱,书法展只能在1934年才能举办。

  1939年,欧战爆发之后,日军进攻法租界。沈尹默被迫离开上海“孤岛”,到第二年春天辗转撤退到重庆。至1946年,他东归上海,过着卖字的生涯,做了名副其实的职业书法家。

  经历了颠沛流离的抗战生涯,沈尹默读万卷书临千卷帖之后,又行万里路,丰富的生活阅历,不经意间丰富着他笔下书法的内涵,更显老辣遒美,饱满丰韵。1947年9月27日-10月1日,他在上海中国画苑又一次举办书法展。同前次展览一样,也是和沈迈士合展,但这一次他是以职业书法家的面貌展示自身的艺术成就,准备更为充分。

  关于这次展览,《沈尹默年表》只是点到和沈迈士有此一展。《沈尹默家族往事》概述了展览状况,展览时间说是26日开幕,大概是从布展完成日算起;展览作品200多幅,用纸考究,五色俱全,有的甚至是200年前的都匀纸、藏纸、迁安纸或高丽纸;书写内容十分讲究,大部分是自己创作的诗词,间有临摹之作,北碑、唐碑以及唐宋诸家的行草,种类多样。

  而1947年9月28日《申报·春秋》对展览做了一个专题,着重推介沈尹默的书法艺术。专题包括潘伯鹰《二沈书画展引》、自在《沈尹默的书法》、孙福熙《玉楼春暖添春韵》三文,以及沈尹默的词作《玉楼春六阙》。

  书家潘伯鹰明确二沈书画展览时间是9月27日至10月1日。文章记述了二沈书法绘画上的成就特色,而对沈尹默着墨更多。他从论书之旨和学书之德两个方面盛赞沈尹默,论书自然说到沈的执笔之法,即擫、押、钩、格、抵五字执笔法,而最让人感怀的还是沈的学书之德。潘文记录了沈尹默避难重庆时一件往事:某一天,沈尹默正在做自己的书法日课,临写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忽然警报拉响,敌机的轰鸣声随即响起,但他想到这幅作品所剩没有几个字了,不如坚持一下,写完再去躲避。但敌机扔下的炸弹在屋子边上爆炸了,一时天摇地动,强烈的震动让桌案一片狼藉,才不得不终止书写。第二天,他补写完工,但感觉前后意趣相异。你看,沈尹默为了书法竟然对敌机的轰炸都置若罔闻。所以,潘伯鹰说沈尹默对书法的追求有“贞恒之德、不倦之心”,而他临写往古的碑帖,不仅能尊师其长,更擅于发现古人的短处而加以变通。可以说,此时沈尹默的书法已是“人书俱老”。

  署名自在的评论家,称赞“沈尹默的书法,有崇高的见解,丰富的修养,熟练的技巧”。对沈氏所写的《圣教序》《兰亭序》更是赞不绝口,为“冠绝一时,当代无敌”,全幅“精神饱满,一笔不苟,一气呵成”,认为沈尹默“腕中有鬼”,否则怎么会写出如此奇妙的墨宝。而沈尹默用茅龙笔写成大字,如“真逸”直幅,苍劲雄厚,力透纸背。总之,沈尹默的书法气韵神逸,富有书卷气。

  散文家、美术家孙福熙为我们刻画了展览开幕时的一个场景:展览作品中有一幅是沈尹默书写自己创作的《玉楼春六阙》,书写在彩色的古宣上,许多参观者惊叹于书法的超逸飞舞。这时,一位女士轻轻地提议,可以请沈先生诵读。大家就把沈尹默拉过来,随后“沈师果欣然吟诵,抑扬宛转,从未会闻。座中有喜有悲,多人落泪,其感人之深有如此者”。提议的女士,就是沈尹默的女友褚保权,为沈氏书斋里红袖添香之人,她从北大教育系毕业后一直追随沈尹默,两人心心相印,成为一时美谈。鲁迅在书信里常称许广平“广平兄”,而沈尹默在诗词中称褚保权为“权弟”。沈氏吟诵的《玉楼春六阙》,应该是避难重庆时的感怀之作,他状雪写梅,把酒抒怀,他临水赏柳,登楼伤春,借自然的景抒写国难时期的家国情怀,以优雅的词句倾注相爱之人的深深思念。沈尹默深情的吟诵,赢得了在场友人的共鸣。

  这次书展成功的喜悦尚未消散,沈尹默与褚保权正式成婚。10月10日,两个相爱了18年的有情人喜结连理,李石曾先生证婚,沈尹默亲笔写下结婚证书,表示“敬意爱情,永矢勿渝”。那一年,沈尹默65岁。真可谓艺术和爱情双丰收。

  1934年的上海书法展,标志沈尹默的书法已经走向成熟,逐步形成自身的风格。此前多年的魏碑临习,让沈尹默深感手腕更有力量,他的书法多了几分质朴沉稳。但他并不想步人后尘,重复康有为等书家尊魏卑唐的书法流风。当他有机会见到从唐宋名家以至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迹的时候,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书写“二王”的帖学之路。来到上海后,他继续在碑帖墨迹中苦心追寻,遍临六朝名碑,尽得北碑的雄阔,但他更醉心于“二王”及后世其传承者书帖的遒劲秀美,笔下的线条兼具南帖的遒美与北碑的雄刚,刚柔相济。他的书法是出碑入帖,碑帖相融。

  沈尹默自觉完成了一次前无古人的艺术探索,而此次展览无疑是其艺术探索的成果展示,是举起了书法帖学的义旗,那些不愿受碑派书法约束而有志于书帖自由创新的有识之士走向一起,一个以沈尹默为灵魂人物的非正式“帖学圈”开始形成。

  而1947年的上海书法展,标志沈尹默的书法跨上了艺术的巅峰,独具风格。经过十多年的磨练,尤其是六年重庆避难,人世沧桑和人生感悟更增添了沈尹默书法的厚重之感,对于古人书法的领悟尤其是勇于触摸其短处更促进沈尹默书法走向完美。虽然有人会认为这种完美是一种病,甚至被认为俗,但何尝不是风格之一种。

  此时,沈尹默漫步书艺帖学的殿堂,书名远播,书艺日臻完善,市场认可度大为提升,以他为中心的帖学圈凝聚力得到加强,并汇聚了顾随、朱家济、张充和、任政等一批弟子,沈门“二王”书法流派俨然成为海派艺术的中坚力量。